越窑瓷器的鉴定

来源: 中国文物网    发表日期:2009-02-27


  1、 器物造型与纹饰

  造型与纹饰两者密不可分,是鉴定越窑瓷器的关键,再结合釉、胎、支烧工艺和款铭更为精确。

  唐代越窑的造型,从总体上看廓线明快,秀雅端巧。碗的造型,从早期越窑的深腹型,逐步演变为敞口(侈口)、斜腹的浅腹型。初唐的平底器或假圈足,到了中唐时,假圈足中挖一个小浅孔,圈足形似玉璧,俗称玉璧底,同时开始出现矮圈足的环底碗。晚唐时碗的造型,不但延用了玉璧底、大环底外,而且出现了端巧美观的花口。特征是口沿作成四缺、五缺不等,在腹部与缺口相对位置压有突筋。总之从底足的变化,发展到口沿的变化,使碗的造型轻巧端雅,线条流畅美观。

  越窑早期的标准器,陕西礼泉县唐龙朔三年(663)墓出土的花口腕,口沿六缺、腹部六条筋,矮圈足。河南偃师杏园大历十三年(778)墓出土的鱼纹碗,在碗的内底刻绘一条游跃的鱼,自由流利、活泼可爱。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元和朝(806~820)文化层中出土大碗(洗)内刻荷花。

  唐代晚期,碗类的器内刻划各类荷花、朵花、模印鹤、鱼等动物,形象生动活泼。“大中二年”云鹤纹“寿”字碗,与其共存的器物,成为鉴定的标准器。

  壶类,从初唐开始,仍沿用了早期越窑的盘口壶,一个明显的特点,是器型有硕大丰满变为瘦雅秀丽。到了中唐元和朝时,壶的盘口消失,为侈口(敞口)所代替,同时出现了六角形的短嘴和肩带状把,底部有的仍保留了平底,尔后也有平底变为矮圈足。这类造型的壶,文献上常常称为注子,即执壶。所以说由早期越窑的壶,到中唐元和朝时演化为注子,这是壶造型变革的转折点,也是执壶的造型与早期越窑的壶,造型完全变了一个面貌。

  晚唐时期,越窑执壶,造型的基本格调不变,具体的线条变化多姿,使人感觉器形丰富多彩。仅举唐大中朝执壶器形为例,这时有凤头执壶、带流的瓜棱壶,筒口、双系、圈足壶,喇叭口、瓜棱、圈足执壶等。在唐代所有执壶中,惟独'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'刻花执壶(朵花)是一件刻花卉的标准器,这类刻花,恰恰与宁波市和义路唐代“大中二年”、“寿”字纹碗地层,伴出的刻花盆、刻花碗、刻花盘的纹样,似出一人之手。

  唐罂,在鉴定中有三类:

  第一类,是以“元和拾肆年”铭罂为代表,特点是在颈部堆刻、戳龙纹,颈下部安四系,腹中刻铭文。另一件蟠龙四系特别长,按于颈至上腹,在系上部堆塑形象生动的蟠龙。

  第二类,是线刻龙纹罂。蟠龙从颈中部到腹中,通体满布。

  第三类,出于晚唐(901)墓中的褐彩云纹罂。这类罂从罂盖到罂身,通体绘了褐彩的云纹,精致、工整、其绘法、色彩与唐天复元年(901)墓出土的褐彩云纹钵形灯一样。这类褐彩云纹罂在五代时期,钱氏墓中也有出土。

  五代时,执壶有三种形式。第一类,整个造型似一个倒挂的青(青釉)瓜,清秀美观。第二类,以东钱湖窑场出土为例,执壶制作极为讲究,不但造型规整秀丽,而且器身上刻着流利的云气、飞鹤及花卉。。特点之一圆嘴、扁带状把。执壶上“开光”出现于五代天福6年(941)。第三类,圆嘴、筒颈、鼓腹、圈足、扁带把,素面。

  北宋前期,执壶承五代之“开光”在越窑中时常出现,出土于公元995年墓的“人物坐饮图”执壶,不但有相对的年代,而且在执壶腹部,四周线刻人物坐饮图,也就是把书画上的画面,移植到瓷器制品上,这属于首创。这种人物坐饮图,神仙活动图等执壶残片,在上林湖五代至北宋的窑址中,均有出土。为北宋前期(有学者划入吴越时期)秘色瓷的典型器物,也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样品。

  北宋中期,流行双线开光,在开光内划花卉,盛行模印的小系。

  北宋后期,执壶的造型虽没有多大变化,但是制作粗糙,颈肩连接处与腹底圈足连接处,往往不大规整。烧成后,由于制作没有像北宋前期规范端正,因此断脱明显。

  晚唐时,大中朝生产的盏与托具,造型为最美。与“大中二年”铭碗共存的荷花盏,口作五缺,盏内刻花卉,也有素面,釉色青翠秀雅;托具器形作成卷荷叶状,圈足微微外撇。施青翠釉。这种造型似一朵荷花,似漂泊在水波荡漾的水面上。

  五代时,托具的沿与托台以素面为多,盏则花口、撇圈足,以青绿釉为多。北宋盏,花口内线刻连环纹或四荷连环纹,托具的托台高突、托盘沿上线刻蜂花纹。和统十三年(995)墓出土的盏托具就是一个标准器。

  盘,初唐至北宋早期,造型均为浅腹型。初唐以平底、素面为主,釉色为青黄占多数。中唐开始,出现矮圈足与玉璧底。晚唐时品种增多,常见有玉璧底刻花盘,圈足划花盘,委角盘和花口盘等。唐咸通十五年,法门寺地宫埋藏的,花口秘色瓷盘是标准器。五代时出现方形委角迭盘,盘身有镂孔,此种盘最早为天福六年(钱氏墓出土)。北宋时纪年的花口牡丹纹盘、花口双蝶纹盘、花口菊团纹盘、鹦鹉纹盘、龟荷纹盘、丁字款盘以及咸平元年(1000)墓出土的龙纹大盘等,均为鉴定对照的标准器。

  水盂,初中唐时期多为素面。晚唐出现四蹄足,五代,有刻莲瓣水盂。北宋时水盂四周“开光”,内刻牡丹花等。

  盒的造型呈扁圆。晚唐时品种极为丰富,不但有中小型成套盖盒、油盒和印盒,而且纹样以刻花为主。北宋咸平三年(1000)出现云鹤纹迭盒。北宋粉盒盛行,纹饰有凤凰、牡丹、双蝶、鹦鹉、菊花等。

  2、 装烧工艺的特点

  在鉴定中,辨别器物的装烧工艺,也是十分重要的,因为每个窑口,装烧工艺除共性外,还有其独特的个性,就越窑的装烧工艺而言,恰恰为我们鉴定提供了可靠的,明显的依据。

  装烧工艺,在中唐晚期以前,是承早期越窑的明火迭烧工艺,中唐元和朝发明匣钵装烧,这是一次改革,也可以说是一次装烧工艺的革命。越窑的匣烧工艺,不仅仅促使产量提高,而且使越窑烧制的制品质量,上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。???

  匣烧工艺,使制品带来的质量提高,有二个明显的特点:(1)早期越窑出现的器内支烧印痕(包括中唐以前),使用匣烧后,从此器内的印痕消失了,使器内光洁美观。这个特征断定都是元和朝以后的制品。(2)匣烧工艺烧制的器物,其外底部都应该有支烧泥点的印痕。这个印痕的大小与形式,对我们了解它制作年代,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  初唐时不用匣钵,明火迭烧,使用的间隔窑具硕大,所用泥点分隔颗粒也就粗大。中唐后期到晚唐,大量采用匣烧工艺,用薄形间隔具,因此,泥点分布,亦采用了比豆状更为好看的松子状泥点,排列细密。这在圆形垫具上,遗留的印痕就是例证。匣烧的玉璧底碗、盘等器物外底,呈微微的粉红色颗粒状遗痕,这种遗痕是胎体中氧化铁的反映。

  五代时期,越窑生产器皿不但品种丰富,而且釉色青翠、湖绿。在间隔窑具制作上,也应物制宜,极其规整,所遗留的泥点、支烧印痕也与晚唐时期大不一样。这与五代时,在匣内装烧中采用了扁平、扁饼形式间隔具分不开。因为扁平,散布的泥点多呈松子状,排列有规律,这一现象,一直持续到五代前期;五代后期,上林湖、东钱湖与上虞的典型窑址遗存,与纪年器物支烧泥点,表明泥点已演化为条形,这种形式的泥点印痕,在盘、碗、盒、罐一类制品底部,一般四条、五条不等,中间有空隙,这种支烧印痕的时代,在吴越开运朝后还在沿用。

  北宋前期,由于越窑匣烧工艺发达,各窑场大量使用薄形的,大小不等规格的垫圈(环)及扁平(圆)形或环形的间隔窑具,因此,在各类器物外底中,遗留了长条形的泥点,排列紧密,有的近似相连,从大量纪年器底,遗留的印痕,表明它们应是北宋前期之物。纪年的秘色瓷,匣烧工艺特别讲究,所以在支烧的过程中,泥点也与众不同。像“太平戊寅”纪年器就是一例。在上林湖窑址中,见到的“太平戊寅”款的盘,支烧印痕还是条形的。

  总之,在鉴定中,要十分重视和注意泥点的变化与特征。支烧特征,也不是所有瓷窑都有,像全国著名的湖南唐长沙窑,由于所有器物施釉不及底,盘子的盘心与圈足都不施釉,所以不论是迭烧、匣烧,在底部均不需要泥点间隔,所以在器物的底部,都找不到泥点支烧印痕。这为我们鉴定该窑器物,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。

  3、 胎骨识别与釉色

  釉色不但与釉料化学组成成分有关,而且也与窑炉中烧成气氛切切相关。

  初唐,越窑虽然在窑炉结构上,获得了改善。但烧造中,一部分还原焰较好的器物,呈青色外,很大一部分,弱还原焰或氧化焰烧成,呈色便为青中泛黄或米黄色。

  中唐,匣烧使呈色青为多。由于配料差异与窑炉气氛差别,所以呈色也有变化。

  晚唐,由于大量使用匣烧,使釉色大为改观,加上窑炉烧造技术的改进,使窑温升高,使制品呈以青翠为多。“贡窑”所使用的匣烧,其质量达到极精的程度,所呈釉色“似冰”、“类玉”,晶莹滋润。

  五代北宋时期,大批“贡瓷”色泽以青绿色为主,釉色光润。民用瓷亦以青为主。到了北宋晚期,釉色则变成青灰了。

  从鉴定角度看,初唐时期绝对不可能有湖绿色的色泽,因此湖绿色釉,首先应考虑,属于晚唐、五代或北宋早期年分段。若青黄或米黄的色泽应考虑中唐年分段,它不可能是五代、北宋时期的作品。当然这是一般的共性,有时特殊的个别例子,也不能排除,还得靠鉴定者综合研究。

  越窑胎质,由于所用瓷土含铁量较高,所呈色为灰白色,因此凡是唐、五代、北宋越窑制品,胎体呈色,绝不可能像龙泉窑那麽白,也不可能像长沙窑、婺州窑那麽疏松。由于缸胎,所以在胎体上施化妆土的工艺。这些情况对我们鉴定,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在遗址中出土的标本,釉色很接近越窑制品,刻花也近似,但是胎体呈白色,有人认为是越器,这种失误也要防止的。

  4、 款识铭文的研究

  款识,指在瓷器上书写的文字。铭文主要有纪年款、支干款、姓氏款、作坊款等,不管那一类铭款,对我们鉴定年代,都有很大的帮助,有时候还可推知精确的年代;有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的铭文瓷器,是我们鉴定中的标准器物。

  目前越窑铭文器类,大多为晚唐时期。有双鱼模印王字碗、云鹤纹模印“寿”字和“大中二年”纪年碗,各式墓志罐,罂、罐、瓶等,此外还有执壶、盘、钵、碗、净水瓶、香熏、砚台、器盖等。

  唐代铭文大多书刻于胎体上,也有戳印釉下褐彩书等。铭文内容可分:

  作坊名称类,有利记、上(尚)记等;姓氏类,有马、利、陈、大、俞、王、朱、上(尚)、李、刘、仙、方、泮、涂等;姓名类,有俞程、李溪、泮子云等;贡(品)窑类,有贡、方者贡,官、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……等;

  标价类,有金十九,价值一千文等;制品记名类,有庆擂烧、十月十一日造平十六郎等;数字类,有四、七等;祝愿类,有寿、渐(健)康等;纪年类,有元和拾肆年、长庆三年、太和八年、会昌七年、大中元年、大中二年、大中四年、咸通七年、咸通十年、咸通十四年、光启三年、光化三年、天复元年等;墓志类,数量特多。

  吴越时期越器上铭文:

  ??? 铭文器以碗为多。大多以线刻为主,也有模印。铭文书刻部位,碗、盘、盏、碟类,以外底为多,少数刻于器壁。瓶、罐类肩部为多见,其中荷叶龟纹器物,则书于龟背之中心。

  姓(名)氏类,有罗锡、章、王、红、徐、马、朱、上、大、姜、千、示、永、合、平等;作坊名称类,有项记、阮记、柴记等; 贡(瓷)窑类,有官、官样、窑务、供、内、表等;支干年号类,有辛酉、辛、乙、子、太平、丁丑、丁等;制品作者类等;地名类,有下林乡使司北保等;制品作者类,有朱伯远作等;纪年(纪月)类,有龙德二年,太平丁丑、□月初六、七月十九日记等;墓志类,有龙德二年墓志罐等;庙宇有关类,有周药庙山大殿、弟子朱仁厚舍入庙等;数字类,有八等;方位类,有上、下、左、右等。

  北宋时期铭文:

  北宋铭文大多为书刻,仅一例器内墨书。部位多在隐蔽部分。

  姓(名)氏类,有罗军、魏仁皓、项、陈、里、马、永、千、上等;作坊名称类,有里方记等;干支年号类,有太平戊寅、辛巳、太平戊戌等;贡(瓷)窑类,有供、内等;地名类,有越州上虞上山乡,会稽等;数字类,有六、一个等;窑名类,有上虞窑、长山窑等;纪年类,有雍熙一年、端拱元年、端拱二年、太平二年、嘉佑捌年,元丰二年、元符三年、绍圣五年等;题名类,有造此砚子东海记、项□造粮罂瓶、弟子□□□ 舍入观音院等;吉祥语类,有天下太平、延福长寿等(以上请参阅《青瓷与越窑》1999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)。

  上述这些铭文和书刻的典型纪年器物,为我们鉴定、研究提供了绝对的标准器。“太平戊寅”铭器10多件,主要有凹底盘、碗、刻莲瓣瓶、双凤盖盒、鸡冠执壶、双蝶盘等。咸平四年四系罂,咸平元年镂孔卷叶熏炉,太平二年莲花碗,嘉佑八年砚台,元丰三年双系盖合,绍圣五年砚台,端拱元年盖合等。这些标准器的造型、纹样、支烧工艺以及釉色均为越窑中的典型器物,诸如此类的铭类,作为一个鉴定者,必须了解它的出现时代、特征,才能更科学地运用它们,为鉴定服务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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